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菊島物語

海洋文化特質與產業政策

自古以來,基於現實面,海洋政策多著重在產業發展。但,事實上,海洋對於人類的影響卻是人文的多於物質的。因此,政治人物在擬訂以海洋為主軸的公共政策時,宜先瞭解海洋文化的特質,否則牛頭不對馬嘴,披著海洋外衣種蕃薯(陸地作物)豈不令人遺憾。

相對於陸地的「涇渭分明」、「腳踏實地」,海洋是個無疆無界的廣袤世界,投入浩瀚大海,人簡直卑微渺小至極,古諺「滄海一粟」大意如此吧。不若陸地耕作收成之可期,海洋作業充滿了「不確定性」--生命安全之不確定,營生處所之不確定,以及收獲結果之不確定。海洋文明史幾乎就是一部人與海洋自然的博鬥史,一部在「不確定」的生存環境中追求「穩定」希望的血淚史。「不確定性」遂成為海洋文化的第一個特質。

海洋文化的第二個特質--高度的適應性。由於海洋生活的「不確定性」,造成人文上的多變,因為只有多元的變化與不斷的對應與調適,才能與不可知的自然和諧生存。因此,海洋文化通常比較能接受外來的衝擊與新事物,對於異種文化也不排斥,且會加以吸收。

特質三--積極性的強勢。海洋國家(民族)面向大海,慣於往外尋求機會(套句現代流行語彙--「放眼國際」),對於未知的地區勇於探險開發,形成剛毅果決、勇往直前的特性。因此,海洋國家一直比較強勢且帶攻擊性。十九世紀的海權國家,英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,二十世紀的日本,更早的北歐海洋民族等;個人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,鄭和下南洋都是這種精神的發揮。

海的無常是海洋子民心中最大的痛,他們對大海充滿愛與恨,敬畏海洋的力量,但為了生存又不得不對抗海洋,這種兩極的內在思維造成堅忍與無奈的悲情特質。相對於大陸文化對於土地的眷戀,強烈落葉歸根的死亡觀,海洋文化中,海是生命的起點與歸宿,當遠離家園卻於漂泊的海中過身,企求塵土歸位是不可能的奢望,「無奈」讓海洋子民豁達,海葬遂成為海的子民在靈魂的最深處的歸屬。凡此種種形成了海洋文化另一個特質--無言以對的宿命觀。

在宗教方面,大陸文化敬天崇土,信仰的神祇多具地區或領域性的色彩,例如華人社會的農村小鎮,祭祀以城隍爺、土地公居多。大陸文明所產生的宗教觀較具穩定性,現今幾個重大宗教如基督教、佛教、回教等,都是源於大陸文化的宗教系統。而海洋文化的宗教觀則帶有母性色彩。可能是因為人在不可知的環境中,渴望有如母性的呵護與安全感。我國民間媽祖的傳說與西洋傳說中的海神多以女性居多可為例證。


△澎湖天后宮

海洋環境無法容許大陸文化中一馬當先的英雄人物,船艦出海必須同舟共濟、福禍同當。因此,海洋民族習慣同心協力的群體生活,不善崇拜個人權威,不偏狹宗族、地域觀念,而以開放民主的態度相處。此點從大陸文化信任專業、權威的法官獨立裁決,海洋文化則偏向同儕認證的陪審制度也可見一斑。

海洋民族的價值觀以自然為思考依據,認為自然是生命的泉源,人要虔敬領受自然的賜予,珍惜得到的每一資源,不可過度或強求,否則自然會反撲。且要謙卑、努力,不可懈怠,不可貪心,更不能驕傲,因為人沒有比自然的力量強壯。以現代的眼光視之,這可真的是前進的生命價值觀。

海洋與大陸文化中的產業政策最大的差別在「相位」的考慮--引進外資或向外投資。大陸型區域因腹地廣闊、資源豐富,因此藉己身優越之條件吸引外資,自然渠成;但,海洋國家,尤其是海島型的澎湖,則不然。因此,如何發展澎湖(甚至台灣),筆者認為可朝兩個方向思考:其一,澎湖乃一小島,物質並不豐富,因此,未來的發展必須從開發海洋資源、保護生態環境、加強海岸管理、發揚海洋文化、振興海洋產業等層面來做內化深度的整合;其二,發揮海洋國家往外發展的特質,鼓勵、協助工商界往外拓展,並營造良好往外投資的環境與機會,將世界各地做為吾子吾民的舞臺,澎湖(台灣)本島只是一個基地,一個休生養息的補給站,一個讓子民樂意回歸的故鄉。如此,才是真正面向大海的海洋文化該走的大路。而非目前大家爭相吶喊的口號,建立什麼中心或特區以吸引外資。試想,與其別人將我們視為舞台,不如我們到他國度去開發舞台?何況,台灣彈丸之地(澎湖更小),即使別人樂意進駐,我們又能有多少容量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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